米歇尔·莱利斯的《成年时代》

1963年以译文形式到埠的米歇尔·莱利斯的自传性纪实作品，精彩的《成年时代》（L'Age d'homme）一开始令人相当困惑。 英语叫作“Manhood”的这本书，出现时没有任何附加说明的注释（注：《 成年时代》，米歇尔·莱利斯著，里查德·霍华德译自法文，纽约，格罗斯曼版。）。读者根本无法知道现已年逾六旬，著有大约20本书的作者，至今仍无任何英译本的莱利斯，不仅是20世纪20年代巴黎超现实主义一代中一位重要诗人及资深幸存者，而且还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人类学家。美国版本也没有说明《成年时代》并非近期作品——事实上，它写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最初发表于1939年，1946年附加了一篇重要的序文《文学如斗牛》而再版，当时曾引起巨大的反响。即使我们对作家事先没有兴趣——或无感兴趣的理由——自传也能吸引人，但是莱利斯不为人所知的这一事实在这里却使问题复杂化了，因为他的书不仅是他生活经历的一部分，而且是他毕生事业的一部分。　　
1929年，莱利斯遭受到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这使他变得虚弱无力，进行了为期一年左右的心理治疗。1930年，34岁的他开始了《成年时代》的创作。当时他是一位诗人，受阿波里内尔（ Apollinaire）和他的朋友麦克斯·雅各布（Max Jacob）的影响很大， 已经发表了几本诗集， 其中的第一本名为《幻影》（Simulaire，1925年）。在开始创作《成年时代》的同年，他用超现实主义形式写了一部奇妙非凡的小说《奥罗拉》（Aurora）。但是，创作《成年时代》后不久，（此书1935年才完稿）莱利斯却又开始了他的新生涯——做起了人类学家。1931年至1933年，他去非洲进行实地考察（达喀尔和吉布提），一回到巴黎他就加盟了“人类博物馆”，并在那里担任馆长要职直到如今。这一令人震惊的转变——从生活中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与诗人到学者和博物馆官僚——在《成年时代》那涉及自身的暴露中却丝毫也没有记载。关于这位诗人或人类学家的成就，书中没有只言片语。人们感觉不可能有，否则，就会模糊了失败的印象。　　
莱利斯没对我们讲述他的生活经历，而只是给了我们一份其生活局限性的目录。《成年时代》没有从“我出生于……”起笔，而是从对作者身体的实事求是的描叙开始的。翻开前几页我们了解到莱利斯早年秃发，眼睑经常发炎，性能力较差，坐着时有耸肩的癖好，一个人独处时爱挠自己的肛门区域，小时候做过损伤性的扁桃体切除术，阴茎里也有过同样是损伤性的感染，因此患有疑病症，即使在任何危险最小的情况下也胆怯，不会流利地说任何外国语，体育运动则差劲得可怜。他的性格也是在局限的外表下描叙的：莱利斯把它描叙为对于一般的肉体和特别的女人怀有的病态和激进的奇思幻想所“腐饰”。《成年时代》是一本凄惨卑下的手册——轶事、幻想、用词语描写的联想和梦是以一个局部麻醉、好奇地抚摸自己伤口的男人的口吻而写下的。　　
也许人们会认为莱利斯的书可以作为法国文学界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对真实专注的一个特别有力的例证。从蒙田（Montaigne ）的《杂文》和卢梭（Rousseau）的《忏悔录》经过斯汤达（Stendhal）的笔记，到盖德（Gide）、朱汉多（Jouhandeau）和热内（Genet ）的当代表白，法国的伟大作家们一直关心着对亲密感情的超然的描写，尤其是那些与性欲和野心有联系的亲密感情，其关心已到了奇异的程度。法国作家以真实的名义，既以自传的形式也以小说的形式——比如在康斯坦特（Constant）、拉克罗斯（Laclos）、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中——一直在冷静地探索着色情狂，思索着情感脱离的技巧；正是这种长期存在的对真实的专注——凌架和超越感情的表达——赋予浪漫时期的大部分法国作品一份严肃，甚至是某种古典的风格。但这样纯粹地看待莱利斯的书是不公正的，《成年时代》比这一类书所揭示的显得更奇异更严肃。它对乱伦的情感、虐待狂、同性恋、受虐狂和极度乱交的供认比最伟大的法国自传体纪实小说要多得多，莱利斯所供认的是猥亵污秽的，令人反感而又厌恶。并不是莱利斯的所作所为特别令人震惊，行动不是他的长处，他的邪恶源于一种冷酷可怕而又淫荡的性情——卑鄙的失败和缺陷多于耸人听闻的行动。这是因为莱利斯的观点没有被一丝一毫的自尊色彩所补偿。这种缺乏自尊或自重是令人反感的，所以法国其他伟大的忏悔性文学作品是从自爱出发的，有着捍卫自己和为自己辩护的明确目的。莱利斯讨厌自己，不可能捍卫自己也不可能为自己辩护。《成年时代》是一篇厚颜无耻的答辩——一系列对一个怯懦、病态、残缺的性情的自我暴露。在记述过程中，莱利斯揭示了自己的可恶之处，这绝非偶然，可恶之物是其作品的主题。　　
人们完全可以问：谁在乎呢？《成年时代》无疑具备作为医疗文献的一定价值，它充满了精神与心理失常的专业学生所需的经验和知识。但是如果没有文学价值，这本书也不会引起注意。这个我认为它是有的——尽管，像许多当代文学作品一样，它是作为反文学而成功的。（的确，当代的艺术运动大多是以反艺术而出现的。）荒谬的是，正是它对于文学思想的敌意才使得《成年时代》——一本非常细心写成（尽管不美）而且精妙制作的书——像文学一样有趣。同样，恰恰是通过《成年时代》对理性主义者突出自我理解的未明确说明的抛弃，莱利斯才为其作出了贡献。　　

莱利斯在《成年时代》里回答的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称为心理——而法国人会称之为道德的——问题。莱利斯并不想理解自己，他写《成年时代》不是为了得到原谅，也不是为了得到爱慕。莱利斯写作是为了耸人听闻，并从而从读者身上获取一种强烈感情的馈赠——他预计自己会在读者心里激起愤慨和厌恶之情，这种情感是用来保护自己抵御这些愤慨和厌恶之情所需要的。文学成了一种心理技术的论式。正如他在题为《文学如斗牛》的序论中所解释的那样，仅仅成为一名作家，一位文人，是不够的，那是枯燥乏味、苍白无力的，且缺乏危险感。写作时，莱利斯必须体验到斗牛士深知自己冒着被抵伤的风险的那种感觉，只有处在那种状态时，写作才是有价值的。然而作家怎样才能获取这种令人鼓舞的致命的危险呢？莱利斯的回答是：通过自我暴露，通过不为自己辩护；不是通过艺术的捏造品和通过自我的具体化，而是将自己——他自己本人——置身于火灾的最前线。但是，我们读者，这一血腥行为的观众，感觉表现好时，（试想斗牛是如何被视作卓具美感的仪式行为，）它就成了文学——不管文学承认的是什么？　　

莱利斯主张通过自我伤害和自我暴露而漫不经心地创造文学，一位赞成并与莱利斯写作宗旨相似的作家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迄今数年来，梅勒已经把写作想像成一场血腥的运动项目（更多的是拳击的形象，而不是斗牛的形象），而且坚持认为越是大胆越敢冒险的人越是好作家。因此，梅勒越来越经常地将自己当作其杂文和准小说的主题。但是梅勒和莱利斯之间区别很大，而且是明显的。在梅勒的作品中，对危险的热情更多的时候是以一种卑鄙的形式出现的——作为妄自尊大，作为与其他作家的令人厌倦的竞争。在莱利斯的作品中，意识不到一个文学的场景，意识不到其他作家——即为那最令人陶醉的危险竞争的斗牛士们。（莱利斯相反，画家也好，作家也好，他几乎全认识，但在讨论朋友们的作品和人品时他是极其恭敬的。）从根本上说，梅勒在其作品中更关心成功，而不是危险，危险只是成功的一个手段。而莱利斯在作品中则根本不关心成功。梅勒在最近的杂文和公开露面中表明他正将自己自我完善为一件充满活力的文字工具。他总是不停地训练，准备将自己从自己的导弹台发射进遥远而美丽的轨道，甚至他的失败也可以转化为成功。而莱利斯则记载了他自己生殖能的挫败，身体技艺方面的无能，他总是不停地训练以便毁灭自己，甚至他的成功在他看来也像失败。也许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多数美国作家乐观的性情与最优秀的欧洲作家极端疏远的态度之间的本质差别。与梅勒相比，莱利斯是一个主观得多，意识形态却不那么强的作家。梅勒向我们展示他私下的艰苦努力和弱点怎样产生公开作品的力量——而且想使读者参与这一转化的过程。但是莱利斯却看不到他公开的自我和私下的弱点之间有任何连续性，尽管他公开的自我也许是多么的杰出。梅勒自我暴露的动机也许可以描叙为精神的（不提世故的）热望——渴望通过反反复复的折磨来证明自己——而莱利斯的动机则更加孤注一掷：他希望证明的，不是他是高大的，而是他根本就是高大的。莱利斯厌恶自己身体的怯懦和无能，然而远不是希望为自己丑恶的失败而开脱罪责。他希望的好像是要使自己相信这个令人不满的身体——以及这个不合时宜的性格——的确存在。由于被一种对世界的不现实感，根本上是对自己的不现实感所纠缠困惑，莱利斯寻找一种强烈的明确的感情。但是，像一个正规的典范的浪漫者一样，莱利斯承认的唯一情感是那种必须包含死亡危险的情感。“带着我以前从未怀疑过的苦涩心情，我刚刚意识到为了拯救自己我所需要的只是某种热情。”他在《成年时代》中写道，“然而，这个世界缺乏我愿意为之献身的任何事情。”对于莱利斯，所有的情感都是致命的，否则就什么也不是。真实的东西被解释为必须包含死亡危险的东西。从莱利斯的书籍中人们得知他曾认真地作过几次自杀的尝试，也许可以这么说，对于他来说，生活只有置身于自杀的威胁之下时才成为现实，文学这一职业也是如此。以莱利斯这样的观点看来，文学只有充当增强男子气概的途径或充当自杀的途径时才有价值。　　
无需说，它两者都没有充当。文学通常产生文学。不管在《成年时代》中他的自我暴露具备什么治疗价值，莱利斯对自己开刀的模式并没有以这本书而告结束。他战后的文学作品没有提供《成年时代》中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只是提供了更多的并发症类型。 以《游戏规则》（LaRègle du Jeu）为总标题，莱利斯就童年的感官记忆、 死亡的自我感觉、性幻觉、某些单词使人联想起的意思，撰写了一系列杂文——一阵比《成年时代》更散漫、更复杂的自传性袭击。三部突出的集子中有两部已经问世：发表于1948年的《缺损》（Biffures）以及发表于1961年的《残剩物》（Fourbis）。这些嘲弄的标题已经道出了真相。 在《残剩物》中，人们又看到了那种老抱怨：“如果在爱情中——或体验中——没有任何我准备为之而面对死亡的东西，那我只是在搅动空荡荡的空间，一切都自行消逝，包括我自己。”这一相同的主题在他最近的一组诗歌《活着的灰烬，无名的》（Vivantes Cendres,Innomées）里得到延续，这是莱利斯1958年企图自杀的《笔记》，还配有其友贾科梅提（Giacometti）的线条画。因为莱利斯面临的最大问题似乎是感情的长期缺乏。他在所有的书中进行解剖的那种生活处于两极分化之中，一端是他所谓的“引起一切其他事情的接受枯燥乏味的具大能力”，一端则是病态的幻想、儿时受伤害的记忆、对惩罚的恐惧、在自己的身体内永远无法自在的令人惊愕的负担。通过对自身弱点的描写，莱利斯追求着他所惧怕的惩罚，希望在自己心里唤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一个人在拚命地鞭挞自己，而目的只是为了使肺同意吸气。　　
不过，《成年时代》的语气一点也不激烈，莱利斯在书中的某个地方说起自己喜爱英国服饰，喜爱一种严肃和端庄的风格，“实际上是有点呆板僵硬甚至阴森的风格——非常符合我的性情，我相信。”这不失为对其作品风格的一个恰当的描写。他解释说：他的性态度的极度冷淡使之必需对女性、酒精和情感深切厌恶；一个终身的幻想就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变成化石、水晶、矿物。一切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冷漠的东西都使莱利斯着迷。举例说，他对卖淫感兴趣，因为它具有仪式的特性，而且他解释说：“娼妓就像博物馆。”看来他选择人类学这一职业也是源于同样的爱好：原始社会的极端形式主义吸引了他。这一点在莱利斯就他为期两年的实地考察所写的《虚幻的非洲》（L'Afrigue，1934年出版）一书中显而易见，在几篇优秀的人类学专题文章中也是如此。莱利斯对形式主义的热爱，反映在《成年时代》冷静而轻描淡写的风格中，解释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事。因为的确奇妙的是这位将自己献身于无情的自我暴露者竟然写了一篇精彩的专题文章，论述非洲宗教仪式里面具的使用（《贡德尔的埃塞俄比亚人中的自制及其戏剧表现》1958年）。这位将坦率这一概念带到痛苦极限的人竟然也职业性地关心秘密语言的意思（《桑加的多贡斯人的秘密语言》1948年）。　　
这种冷静的语气——与极大的智慧和微妙的动机相结合——使《成年时代》在相当熟悉的意义上成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不过，对于它其余的品质，我们也许会作出不耐烦的反应，因为他们违背了许多预期。除了那篇精彩的序文以外，《成年时代》行文蜿蜒闲荡、曲折盘旋、来回反复。它结束的地方是毫无理由的，这种顿悟是漫无止境的。这本书没有运动或方向，没有提供结果或高潮。《成年时代》又是那类非常现代的书籍，只有作为生活工程的一部分才完全明白易懂：我们必须将这本书看作是一次行动，将继续传递给其他行动。这类文学，一条又一条单独成立，而不是回顾性地被看作是一个作品整体的一部分，通常隐密而又晦涩，有时甚至枯燥乏味。现在要把隐秘和晦涩当作凝炼的文学作品的可能条件而加以辩护并不难，但是枯燥乏味呢？那也能找到恰当的理由吗？我想有时是能够的。（伟大的艺术就必须始终有趣吗？我不以为然。）我们应该承认枯燥乏味在一定程度上的使用是当代文学最具创造性的风格特点之一——正如传统观念上的丑恶和零乱已成为当代绘画的基本源泉，而无声（自从韦本以来）已成为现代音乐中一个肯定的结构性的组成部分。